烟花鞭炮乃湖湘一绝，早已饮誉中外，并广泛传播到国内各省和世界各地。可以说，凡是有人群居住的地方，都可以欣赏到烟花鞭炮那动听的轰鸣、多彩的身姿。它无疑是一朵璀璨无比的民族艺术奇葩，从它问世的那一刻起，就浸染着、凝聚着世世代代花炮人的心血与汗水、勤劳与智慧。历经1300多年之后，烟花鞭炮不仅没有被岁月的风尘淹没，反而日益发展壮大，使古老的产儿变得愈加年轻、愈加灿烂多姿。这不仅是因为“存在缘于合理”，它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和美好追求，而且是因为它不断创新、与时俱进，总以新的面貌、新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。“无边落木潇潇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流。”湖湘烟花鞭炮这老古的产儿亦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从历史走来，向未来走去，以其源源不断的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创造不尽的辉煌，赢得了“天下花炮数湖湘，湖湘花炮响天下”的美誉。
现在，让我们循着湖湘花炮在历史上留下的足迹，去回顾一下它所经历的风雨与坎坷、落寞与辉煌吧。
唐代是花炮的初始阶段。前面已经介绍过，唐代贞观年间，花炮始祖李畋为驱除瘟疫、邪瘴，将硝磺（即原始的土硝）装在竹筒中，用火绳或烙锥将其点燃引爆，发出大的响声和浓烈烟雾，以驱散山岚瘴气，这是历史上最早的爆竹，这个爆竹叫“硝磺爆竹”。唐代中和年间，湖南已大量生产硝磺，浏阳、醴陵、湘乡、娄底等地多有硝坊，其中以湘乡为甚，而且被广泛用于制作竹筒爆竹和竹筒烟花。《中国实业志·湖南篇》和《湖南之鞭爆》皆称：“盖湘省鞭爆之制造，始于唐，盛于宋，发源于浏阳也。”但是，这种爆竹爆裂的竹片容易伤人，仅仅用于神职人员的“镇邪驱祟”，娱乐活动还很少采用。
宋代是湖湘花炮发展的兴盛阶段，花炮进入相对的成熟期。随着“纸爆”的发明和引火线的运用，开始大量生产真正意义上的烟花爆竹。爆竹业由浏阳向醴陵、平江、攸县等周边县扩展，并影响到邻近的江西萍乡、上栗、万载等地。据史料记载，浏阳爆竹“其声如霹雳”，深受用户欢迎，除进贡皇宫外，还销往江、浙、苏、粤等省，在南宋都城临安(今杭州)还开设了专营浏阳鞭炮的“爆庄”，玩赏鞭炮的习俗开始普及，连小儿也玩起了爆竹。北宋已大量生产卷纸烟花，不过多为小型筒花，诸如“地老鼠”、“蝴蝶花”等旋转类烟花和“金猴献瑞”、“福寿花”等喷射类烟花，这类烟花很受民间青睐。桶花、盆花、架子花较少，这些大型烟花仅为豪门贵族所用。南宋时，烟火工匠应节日之需，将各个品种的单个烟花分组捆绑在高大的竹木架上，再用引线按顺序连结，当观赏时间一到，点燃引线，各色烟花次第绽放，经久不息，这种“集百巧于一架”的烟火，就是当时盛行的“架子烟花”。
元代的花炮业亦有较大的发展，诗人赵孟頫的《赠放烟花者》最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烟花水平。他写道：“人间巧艺夺天工，炼药燃灯与昼同。柳絮飞残铺地白，桃花落尽满阶红。纷纷灿烂如星陨，霍霍喧追似火烘。后夜再翻花上锦，不愁零乱向东风。”
据传，元代忽必烈称帝时，太子铁穆尔曾到过湖南浏阳，他对烟花爆竹十分欣赏。而在此之前，因为蒙古族与汉族的风俗习惯不同，对烟花爆竹没有马上认同。当铁穆尔耳身临其境，濡目染燃放烟花爆竹的欢乐喜庆场面后，蒙古的统治者才逐渐接受了这一习俗。由于统治者对烟花鞭炮的青睐，使得湖南的花炮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。大约在公元13世纪初期，湖南花炮开始由外国使者和商人经丝绸之路传入到印度。在丝绸之路上，商人每到一个城市就会燃放花炮致意。花炮传入印度后，在其后约200年间，花炮再经印度逐渐传入阿拉伯国家，经阿拉伯国家传入西班牙，又经西班牙逐渐传播到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国家。
到了明代，花炮业可谓是继往开来了。不过，陈友谅与朱元璋在争夺皇位时打的一仗，殃及了湖南花炮产区的浏阳、醴陵及附近的江西萍乡、上栗等地，许多跟随陈友谅起义的人被屠杀，甚至被诛连九族（浏阳的古港镇“大光洞”因乡民被杀殆尽而得名），花炮生产曾一度受阻。但随着后来大批江西人西迁湖南补充劳动力资源之后，浏阳、醴陵、攸县一带烟花爆竹的生产又呈蓬勃之势，爆竹作坊星罗棋布，烟花爆竹品类增加，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。其中，在北京销售的爆竹品种就很多，专营浏阳烟花爆竹的“爆庄”遍及大街小巷。明人所撰《宛署杂记》中说，声响著者，称“响炮”;火焰高起者，称“起火”；将许多小爆竹用药线串在一起形如鞭状者，叫“鞭子”。这种“响炮”可能就是“雷鸣”，而“起火”则为小型“烟花”了。至于“鞭子”，在浏阳、醴陵的农村到现在还这么叫，称放鞭炮为“打鞭子”。
清代是古代花炮发展的鼎盛时期。据清·康熙十九年（1681年）编纂的《浏阳县志》载，浏阳制造的烟花鞭炮“乃卷纸作筒，实以硝磺，名为爆竹，馈遗者号曰‘春雷’。往岁小除后，声响不绝，且有彼此竞爆以鸣豪举者。”可见，浏阳民间在节日期间以燃放烟花鞭炮取乐，并有些争豪斗富的意思。到清·雍正(1723－1735)年间，浏阳烟花鞭炮被朝廷列为贡品，清廷所放的“架子焰火”，即来自于浏阳、醴陵。封建统治者不惜重金，大肆燃放烟花爆竹，一夜耗银数百万两。据说李鸿章为讨好慈禧太后，从浏阳购进一批价值六万金大型盆花，运到京城供太后观赏。各级“官绅竟起效法，一时侈风大炽”，纷纷举办焰火晚会以讨好上司，取悦同党，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湖南花炮的发展。
由于花炮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民间的喜好，作坊和爆庄业主获利颇丰，湖南各地竞相效尤。到清·乾隆年间(1736－1795年)，湖南的烟花鞭炮业已扩展到三湘四水，湖南全省形成了三个烟花鞭炮的集中产区:一是以浏阳、醴陵为中心的湘东诸县产区；二是以泸溪浦市为中心的沅水两岸诸县产区;三是以郴州、衡阳为中心的湘南诸县产区。三个集中产区中，又以湘东的浏阳为最，称雄于湖南乃至全中国。当时的烟花品种有“倒垂莲”、“大梨花”、“一枝梅”、“一丈菊”、“千丈梅”、“映雪梅”、“金丝菊”、“垂带柳”、“洒蜜蜂”、“宝珠茶”、“小叶梨”、“千叶梨”、“石榴姣”、“葵花”、“孩儿奉花”、“珍珠伞”、“木樨花”、“菊插枯梅”、“大牡丹”、“大木香”、“落地桃”、“落地梅”、“大兰花”“金线钩银蛾”、“金海棠”、“洞口梨花”、“撒珍珠”、“三春柳”、“一丈兰”等等。
清·咸丰、同治年间，湖南鞭炮庄号﹙专事花炮营销﹚广设于省内各重要口岸，粤、鲁、晋各省帮客纷纷来湘贩运。当时浏阳有“十家九爆”之说，东、南、西三乡（按方位划分的区域，每乡辖几个行政乡）从事烟花鞭炮制造业的居民逾10万人。当时几种诸如“地老鼠”、“大地花开”、“金玉满堂”的品种，一直流行到上个世纪末。清嘉庆初年年产量就逾14万箱，同治年间年产量己达25万箱;到清·光绪元年(1875年)，浏阳烟花鞭炮已大量出口，如“保生东号”经营汕头庄，从港澳转口，运往南洋诸国；“丰绥永号”等经营汉口庄，从汉口转运上海出口至欧美。
湖南花炮的外销渠道打开后，洋行开始插手鞭炮贩运，浏阳人创办的“培德厚号”爆庄最先就是通过广州洋行出口，稍后又自设“鼎元和号”爆庄于香港，直销南洋诸国，年销售量在1万箱左右，从此鞭炮有了洋庄交接，外地商人也竞相收购，产品一时供不应求，因而出现了专营收购鞭炮的坐庄。醴陵生产的鞭炮也常由庄客贩往浏阳进行装封成箱，贴上“浏阳鞭炮”商标，再转销外埠。因此，市场上“只知有浏阳鞭炮，而不知有醴陵鞭炮。”清·光绪三十年(1904年)，长沙开埠，鞭炮出口大增，当年外运达1万余担，价值白银76000余两。到辛亥革命的1911年，外运增至48000担，价值92万余元“关银”（当时用于外贸的银票），全县烟花爆竹产量保持在25万箱左右，年生产量相当于湖南其他产区之总和。其时，浏阳烟花鞭炮因“制造精益，声誉远播”而成为湖南的名特产品，是湖南烟花鞭炮的代表和骄傲。
醴陵和浏阳一样，位于湘东山区，人民聪慧，物产丰饶，盛产硫磺，山上生长着茂盛的杉树和筒竹，因此，制造烟花鞭炮的材料如白硝、硫磺、杉木炭、爆料纸等大多能够自产自给，加之境内山多田少，劳动力富余，这些都为烟花鞭炮的生产提供了优越的条件。但是醴陵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遭受两次大战乱，人口大减，烟花鞭炮生产几度濒临绝境。直到清·康熙年间，烟花鞭炮制造业才逐渐得以恢复。清·咸丰年间(1851一1861年)，醴陵烟花鞭炮发展较快，其中富里、白兔潭、潼圹、仙石、麻石街等乡尤为突出，这些地方与相邻的浏阳金刚、大瑶、杨花、澄潭、山枣、文家市等乡和江西的上栗、万载等县形成跨越两省四县的连片集中产区，烟花鞭炮的产量成倍增长，年产量由1万担上升到6万担，每担值银6到8两，但醴陵的产品主要是内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