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时期，湖湘花炮有起有落。民国初期，全省花炮发展到新阶段，其中以浏阳发展最快，据1935年《中国实业志·湖南省》记载，“浏阳县东、南、西三乡，居民于农闲时操此业者达30余万人，其城区制造作坊有300余家，工友达2500余名，年产量达25万箱以上。”醴陵全县也有发展，其中以城区及东乡的浦口市、白兔潭、潼圹、麻石街等处尤盛，闲时从业者达6万余人。为了促进花炮业的发展，醴陵县城还创设了“鞭炮传习所”，各区、乡派人到传习所学习鞭炮制造技术，并且编写了《鞭炮指南》一书，内容分切纸、扯筒、洗简、褙筒、腰筒、制筒、掺煤、上盘、钻眼、插引、轧颈、结鞭等12项，有力地促进了烟花鞭炮的发展。
    但是到了30年代，由于国内国际政治风云变幻，战争频发（帝国主义入侵、军阀混战、革命与反革命战争等）等因，严重摧残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，烟花鞭炮生产形势十分严峻。湖南三个集中产区的烟花鞭炮生产开始凋零衰败，厂坊纷纷倒闭，产量大幅度下降，销路长期阻滞，到日军侵犯湖南时期，全省姻花鞭炮生产几乎停顿。其中，以浏阳、醴陵的损失最为惨重。
    据《中国实业志·湖南省》记载，浏阳“爆竹制造数量，一落千丈，城内作坊相继停闭者达三分之一，工友失业者比比皆是。”当时的鞭炮同业工会调查称：“现时城内外存作坊仅200余家，资本仅49000元，工人仅568名。这与兴盛时期相比，厂坊数减少了三分之一，工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七十八，作坊资本都明显减少。在参加鞭炮同业工会的39家厂坊中，资本在2000元以上的仅李春茂和刘永兴两家，资本在1000元以上、2000元以下的仅张四盛、杜协和、三友益等三家，其余资本都很少，这些厂坊的年产量和年产值都不大。
    醴陵的情况和浏阳十分相似，该县烟花鞭炮业在最盛时期，从事生产制造的有6万人以上，年产10万箱左右，但是在民国十九（1930年）年以后，由于社会动荡加上广东外销锐减，因此日渐衰落，当时城区鞭炮作坊只有11家，观其资本与产额，亦微不足道。到1935年前后醴陵全县仅有11家烟花鞭炮作坊，其资本总额共计才3200元，雇用工人数仅15人，年产量累计仅252箱，这和过去最盛时期从事烟花鞭炮生产的人数达6万以上、年产量达10万箱相比，简直是跌入了最低谷。
    以沪溪浦市为中心的湘西集中产区，因土匪滋扰，烟花鞭炮的凋零衰败更是十分明显，“湘省边境，屡被匪扰，民生凋敝，爆竹营业，更见衰落。”1935年前后，据各县业中人士报告，沪溪全县操业者约400余家，工人1300余名。凤凰计200余家、工人700余名，永绥20余家、工人70余名，沅陵、芷江、晃县、会同、靖县、乾城，每县各数十家，惟常年制造，只城区数家。其资本大都独资，而沅陵城内之张锦昌、李洪兴、宋裕福等作坊，资本较大，各1500—2000元，其他各县，每家仅200—400百元。可见，湘西集中产区烟花鞭炮的生产也是如不如昔了。
    以衡阳、郴县为主的湘南集中产区，烟花鞭炮之衰败也不可避免。到1935年前后，衡阳的烟花鞭炮厂坊仅存96家，郴州仅有17家，情形也很不乐观。固定资本小，两县共计才5400元，除衡阳县的古和祥资本960元、宁中和资本各400元外，其他各厂坊均仅100元左右。从事烟花鞭炮生产制造的工人人数少，一般都是3—8人不等，最少的仅1名工人。这种生产状况，年产量和年产值当然不大，其凋敝衰败之状也显而易见。
    为了扭转这种衰落的局面，1934年湖南省经济调查研究所派人深入浏阳、醴陵和江西上栗作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，并于1935年将调查材料汇集成《湖南之鞭爆》一书，此书由省主席何键题写书名，系统介绍了浏阳、醴陵等县的鞭炮生产情况，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，对鞭炮烟花生产的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。是年，湖南省建设厅又编撰《浏醴之鞭爆》一书，提出了关于湖南花炮制造业发展的一些建议。之后，浏阳、醴陵产区恢复较快，但远未达到鼎盛时期的水平，同时也好景不长，从1939年到1942年日寇三次进犯长沙及湖南各地时，花炮生产又再次落入低谷，几近停顿。直到1945年8月日军在芷江受降后，湖南省的花炮业才逐渐得以恢复。
    值得一提的是，用烟花爆竹当武器是湖南人的一大杰作。据史料记载，北伐军经过长沙时，老百姓不仅以鞭炮迎接，送茶送饭，而且带上一种特殊武器——鸟枪、火铳和枞树炮等投奔军旅。这种“土武器”是用火药掺上“铁丸”作子弹，一打一大片，杀伤力相当强。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的游击队、赤卫队里，很多人都使用过这种武器。这比梭标、长矛、大刀的威力要大得多。有的战士还直接用花炮弹横射或将花炮弹改作“地雷”以袭击敌人，或者把鞭炮装入铁桶燃放，因其响声极似机枪，用以迷惑和震慑敌人。湖南人就是用这样的武器克敌制胜，去缴获敌人的洋武器，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，因而威名远扬，使敌人闻风丧胆。
    1927年秋，毛泽东所领导的秋收起义就发生在浏阳及相邻的铜鼓、萍乡。起义部队及赤卫队、游击队中多数是当地农民，其中有不少花炮工匠。他们中有的人白天在地里耕作或在作坊做花炮，晚上则参加战斗，摸哨卡、搞突袭，是典型的“亦工亦兵”。浏阳西乡有三座分别叫“白茅尖”、“黄茅尖”“乌峰尖”的山峰，与同是花炮产地的醴陵毗邻，崇山峻岭，正是邓洪、潘虎等同志所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活跃的地方。这里曾流传这样一首民谣：“西乡有‘三尖’，高耸入云天。火铳当大炮，爆竹威风显。看似作田人，实为‘活神仙’。白天冒一个，晚上千数千。”这首民谣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红军游击队战斗的情况。
    从秋收起义到文家市会师，再到开辟井岗山革命根据地、建立中国工农红军，浏阳有20多万人先后参加了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，从而走出如胡耀邦、王震、宋任穷、杨勇、李志明、李贞、彭珮云等30多位国家领导人和共和国的将军，其中李贞是共和国的第一位女将军。在当时武器弹药缺乏的情况下，鸟枪、火铳和枞树炮等与花炮火药有关的土武器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据说，家住文家市的杨勇将军，就出生在花炮世家，小时候就做过爆竹筒子。而唐亮将军，则完全是花炮工匠出身，他十三岁就在浏阳城关从师学艺，做花炮的技艺常为乡里所称颂，在战斗中他是制作土枪土炮的高手。李贞在浏阳领导过一支游击队，他们使用的武器基本上都是花炮火药制成的土武器。在一次战斗他们被白军重重包围，她就是机智地利用爆竹脱险的。夜色中，她把几挂鞭炮装入洋油桶（当时装煤油的铁皮桶），点上后发出震耳欲聋的嘟嘟声，敌人以为是红军用机关枪增援，故不敢轻举妄动。此时，李贞命令游击队员奋力突围，用枞树炮轰开一道缺口，打得白军晕头转向，最终冲出了敌人的重围。等到天亮时，白军看到树上吊着的洋油桶和爆竹屑，才发觉上了当，但游击队早巳无影无踪了。
    花炮之乡这种利用花炮和花炮火药当武器的灵活机智的战术，也被抗日战争所利用，发生在长沙的三次保卫战中就大量地使用了花炮火药，北方的敌后武工队、平原游击队也广泛运用，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段佳话。